圆满闭幕！“王亚南与中国经济学”学术研讨会暨厦门大学理论经济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

2026 年 10 月11 日，“王亚南与中国经济学”学术研讨会暨厦门大学理论经济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厦门大学成功举办。

研讨会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院主办，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承办，《中国经济问题》编辑部、厦门大学《资本论》数字纪念馆协办。

本次研讨会作为邹至庄经济研究院十周年系列活动之一，邀请到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西北大学、福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21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50余名资深专家学者、青年骨干教师、博士生等参会，还有来自《前线》杂志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经济问题》等学术期刊的资深编辑参会并点评论文。

开幕式

11日上午，研讨会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高忠华主持下拉开帷幕。

厦门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方颖教授首先致辞。他提到，本次研讨会的举办既是为了缅怀王亚南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教育事业，也是为了进一步思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展他开创的学术传统。厦门大学将进一步传承王亚南先生的学术精神，依托综合性大学多学科优势，夯实理论经济学根基，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现代经济学方法融通互鉴，促进经济学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同时，把人才队伍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营造有利于潜心研究和青年人才成长的良好学术环境。真诚期待各位专家畅所欲言、碰撞思想，为中国经济学贡献真知灼见，也为厦门大学理论经济学科建设提出宝贵意见、给予有力指导。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国家一级教授刘伟带来开幕式演讲，主题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遵循科学发展规律”。

刘伟教授强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遵循科学发展规律。他简要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论述，强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要尊重学科发展规律。一方面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特性，即科学性和阶级性、人文性和数理性、学理性和体系性。一是构建相关知识体系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阶级立场，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二是要厘清政治经济学的人文关怀道德伦理基础，并用数学方法弥补历史数据的不充分；三是认识到学理是体系的基础，体系是学理的系统表达，须将二者辩证结合。另一方面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特点，即时代性和历史性。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应止步于反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而是一个应该长期坚持的事业。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裴长洪作主题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经验”的开幕式演讲。

裴长洪研究员介绍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经验。当时的时代环境催生了回答中国命运的三种经济学说，包括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民生经济学”、国统区知识分子提出的“中国经济学”，这是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第一次时代之问和中国经济学之问。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中国首次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民生经济学”则是以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外衣掩盖大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立场的理论，而第三种学说则必然分化并向前两种学说靠拢。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经过实践的锤炼，在中国大陆取得了主流地位，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成功先例。一部分经济学者逐渐融入了新民主主义理论阵营，王亚南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王亚南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三种经济学说的历史命运启示着，只有坚定地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注重问题导向，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为目标，为中国人民谋福祉，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裴长洪最后强调，研究和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应当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点和着力点，也是构建经济学所有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灵魂工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反对西方中心论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干扰。

主旨演讲（一）

李坤望：开放与限制：人工智能如何重塑贸易与福利

李坤望基于人工智能快速融入全球生产与贸易体系背景，探讨其对全球贸易与福利的影响。他将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与可贸易投入双重属性纳入量化贸易模型，同时考虑服务市场的寡头结构，揭示比较优势重塑、硬件需求创造、服务收益分配和生产网络传导等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据、算力与模型能力拓展传统要素禀赋，人工智能促进全球贸易扩张和福利提升，但各经济体收益存在差异。中国和东盟的比较优势向人工智能密集型行业集中，而美国和欧盟传统部门的比较优势有所增强。对于出口管制，美国对华人工智能产品管制将削弱中美双方福利，并通过贸易联系和生产网络影响其他经济体。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将提升全球福利，而美国闭源则使各经济体福利下降。因此，他提出中国应协同推进硬件、模型与产业应用，提升基础模型和跨境服务供给能力，统筹自主供给与进口多元化，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塑造，通过开放合作和多元服务供给扩大人工智能扩散的全球福利增益。

沈坤荣：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基于智能经济新实践的思考

沈坤荣结合人工智能、数据要素和场景应用的发展，讨论智能经济新实践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他指出，人工智能正由效率工具转化为嵌入经济运行各环节的通用能力，改变生产分工、资源配置和劳动需求；数据突破信息壁垒、优化要素匹配，其持续积累与更新又为科技创新提供知识基础；场景应用则连接技术供给与现实需求，通过反馈迭代、需求显化和知识重组，推动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些变化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出新的时代课题。对此，沈坤荣提出坚持“实践为源、范畴为基、命题为纲”，从中国智能经济实践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和理论命题，推动分散概念形成相互关联的解释框架。在实践路径上，他强调协同推进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建设，加强经济学与人工智能等领域交叉融合，完善教学与人才培养，增强原创理论和话语表达的主体性，同时提高国际对话的可通约性，将中国实践转化为具有一般解释力的理论成果。

谢富胜：中国自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谢富胜首先指出，概念的知识，特别是逻辑的、难以经验上验证的知识，主要是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知识体系需要自主构建。这类知识需要语言来表达，而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必须考虑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特点；当下的中国属于一种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具体表现形式。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从历时性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重点分析特定社会形态的内在规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如何产生，并随着矛盾积累发生阶段性变革，乃至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而体系辩证法从共时性解剖特定社会的机体结构，重点分析特定社会形态内部经济范畴之间的内在结构、相互依存关系，阐明既定社会形态的经济运动规律，也就是体系化与学理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化方面，他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分别对应一般、特殊与具体三个研究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内在规定是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基本经济制度三位一体，贯彻问题导向与系统观念，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学理化方面，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表明企业是组织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基本单位；企业在经济循环中形成劳动关系、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国内国际双循环；企业产品实现后形成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国家参与再分配过程，形成一定分配体系；企业生产对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形成生态关系，等等；这些社会关系在经济范畴上表现为工资、利润、成本、商业利润、金融利润、财政收支、进出口、汇率和国际收支等。经验范畴的数量变化取决于经济关系的现实状态，在本质上则取决于生产方式的运行状况。企业通过组织创新以适应社会需要和技术创新，推动生产方式及相应社会关系的变革，这样就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提供分析路径。

主旨演讲（二）

葛扬：王亚南的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葛扬系统梳理了王亚南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与理论贡献。面对近代中国的现实困境以及舶来的西方经济学难以解释本土现实的问题，王亚南理性审视各类被奉为教义的学说，在战火与物资匮乏的困境下与郭大力通力合作，完成《资本论》全三卷的翻译工作。作为国内首部完整的《资本论》中文译本，该成果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更重塑了王亚南的研究视角、理论方法与学术格局。王亚南率先提出“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立足旧中国特殊国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双重维度重构适配国情的经济学范畴，并创新性拓展出广义政治经济学，进而提出“中国经济学”命题。葛扬指出，王亚南扎根中国实际的学术实践，为新时代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借鉴。学界研究需站稳中国人的立场，坚持中国主体性，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根本遵循，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深入践行“两个结合”，持续推进中国经济理论的自主创新与时代发展。

魏建：人文经济学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创新

魏建系统阐释人文经济学作为立足唯物史观守正创新的原创理论成果，指出人文经济学揭示文化与经济交融共生的内在规律，突破传统经济学割裂人文价值与经济发展的局限，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边界。该理论以唯物史观为根基，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蕴含的人文关怀，并依据恩格斯相关论述破除“经济决定论”的片面解读。人文经济学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进一步发扬“反作用”原理，从生产关系、发展目标、上层建筑层面阐释文化要素赋能经济的多重路径；同时完成理论范式升级，将研究基点从“经济人”转向“文化人”，阐释人民本位的理论逻辑。魏建提出，人文经济学倡导文化与物质发展双强共生，以创造性劳动激发发展动能，突破西方人力资本偏重技能的狭隘视角，依托道德伦理、高尚价值与文化素养积淀而成的人文资本引领经济实践，探寻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最优道路。

张兴祥：厦门大学理论经济学科建设回顾与前瞻

张兴祥系统回顾厦门大学理论经济学科的建设历程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厦大理论经济学科渊源深厚，传承王亚南“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的学术理念，改革开放后学科建设持续推进，理论经济学科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学科搭建起多层次研究平台，建成厦门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教研中心、中国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新质生产力研究发展中心，打造《资本论》数字纪念馆、王亚南纪念馆、《中国经济问题》期刊等多元载体，入选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和研究创新团队。学科持续举办习近平经济思想学术研讨会等系列会议、习近平经济思想讲习营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暑期学校，推动闽宁财经学科大思政联盟建设。张兴祥提出，厦大理论经济学科将以“创世界一流，树中国学派”为目标，立足于兼具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凝练学科主攻方向，产出高水平原创性科研成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厦大智慧和厦大力量。

厦门大学理论经济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

随后，来自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的六位青年教师分享了他们对于学科建设发展的思索。

蒋冠宏：世界经济学科发展前沿与展望

蒋冠宏围绕世界经济学科的研究前沿与未来方向，结合学院教师的研究进展、近期论文及代表性期刊成果，梳理了主要研究领域及近期研究热点。在跨国投资与生产方面，重点介绍跨国公司行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双向直接投资、高质量引资及在华跨国公司撤资等议题；在国际贸易方面，围绕商品和服务跨境流动的原因与影响，讨论比较优势、贸易壁垒、贸易协定和全球产业链，并关注内外贸一体化、外贸高质量发展、扩大进口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热点问题。随后，他简要介绍国际金融与货币、经济发展与全球化、国际经济政策与协调三个领域，涉及汇率与国际收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中国家追赶与不平，以及宏观政策的跨国溢出问题。他指出，世界经济研究应回应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现实问题，既深化跨国投资与贸易等已有研究，也为学院老师提供可进一步深入研讨与发展的方向。

李嘉楠：经济史学科建设：参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与使命

李嘉楠围绕经济史学科参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与使命，讨论了学科发展的现实挑战与未来方向。他提出，应推动政治经济学、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历史事实与中国经济思想资源贯通起来，在“两个结合”和人文经济学视野下深化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解。在学科建设方面，厦大经济史学科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推动经济学与历史学、政治学等领域交叉，积极促进“大文科”融合。在研究取向上，强调“论从史出”，从历史制度变革与经济实践中寻找问题，围绕政府与市场、内需与外需、中央与地方协同治理开展分析及政策评估。同时，探索利用海量历史文本、大语言模型和文本量化方法，结合空间动态模型与结构模型拓展研究。最后，他强调经济史应融入“大思政”建设，以历史案例增强课堂吸引力，引导青年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道路。

莫长炜：产业组织理论前沿问题与本学科的研究重点

莫长炜从产业组织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出发，指出其研究不仅关注企业竞争与市场结构，更应追问企业行为如何影响消费者选择和福利。要准确评价市场势力及政策效果，首先需要识别消费者需求。传统离散选择模型受到无关备择独立性等假设限制，随机系数Logit模型（BLP）因而成为重要工具，并逐步发展出结合微观信息的Micro BLP、动态BLP以及基于Python的实现工具PyBLP，但识别与计算问题仍需持续改进。仅有需求估计还不够，因为现实消费者并非完全理性。时间偏好不一致、过度自信和注意力不足等行为偏差，可能被企业用于设计复杂定价、自动续费或产品规格，从而影响消费者剩余。数字平台进一步放大了这一研究议题：规模经济、用户多归属、捆绑销售、转换成本、算法共谋、平台自我优待和数据掠夺，使传统市场竞争分析面临新挑战。在此基础上，地缘政治变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产业政策及人口结构调整，也为产业组织理论提出了市场基础条件调整下带来的竞争与监管问题。

许梦涵：市场机制设计的理论与实践：从经济学理论到现实制度创新

许梦涵首先介绍市场设计这一领域：不同于传统经济学解释市场如何运行，市场设计着眼于规则优化，以匹配、拍卖、资源配置为核心研究内容。在教育、医疗等价格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的场景中，它通过制度设计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福利；同时梳理了学科发展脉络，结合学校录取、住院医匹配、频谱拍卖等经典实践，展现市场设计对现实制度的影响力。随后许梦涵老师结合自身医疗资源分配方向的研究，从优先权机制的视角，探讨资源紧缺背景下激励与公平的平衡，阐释市场设计的思路如何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撑。

杨子砚：赓续亚南学脉：以中国人的立场研究制度

杨子砚主张立足中国实践，从三个层级布局制度经济学研究：非正式制度（文化、信念、社会网络）、正式制度（经济体制、法律、规则实施）、治理结构（契约安排与组织治理），三者上下交织、相互影响。据此，她进一步指出三个层级的研究要义并梳理厦大经济学科的部分研究成果与关注领域。第一层级聚焦文化的经济力量，强调以经济学方法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意蕴，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兼及历史考证与现实关切。第二层级探究制度改革的中国逻辑，强调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理解市场化改革与制度创新的中国路径。第三层级着眼治理的微观设计，兼顾测度与设计，从契约安排与企业治理入手，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微观基础。杨子砚强调，跨层级的系列研究有助于拓展理论深度；未来可向党的领导与经济治理、绿色发展等领域延伸，以制度分析贯通各领域，推进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阐释。

姚昕：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姚昕首先介绍了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指出气候变化改变自然条件，适应行为改变经济主体的暴露与敏感性。在此基础上，他将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归纳为资源与生态系统、生产效率、健康与人力资本、资产与基础设施、能源需求等方面。他进一步指出，极端暴露、差异化脆弱性与长期累积使主体适应成为关键变量。气候变化影响具有非线性、分布不均与持续性三重共同特征，研究需相应地识别极端暴露与尾部风险、比较不同群体的损失、考察动态与代际后果。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行为方面，姚昕将其归纳为五类，即技术与防御性投资、生产与日常行为、空间与产业配置、市场与风险分担、公共与制度适应。他指出，微观主体调整与市场、公共制度共同决定适应效果；同时，适应收益受到约束，某些应对还可能转移风险或增加未来损失。最后，姚昕聚焦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展望，指出将气候条件、主体选择与制度安排纳入统一的动态福利分析，并从研究对象、核心理论、政策评价与共同议题等方面展望未来方向。

短暂茶歇过后，十位来自各高校的青年教师、博士生在分论坛上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各学术期刊资深编辑为报告人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和指导。

分论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