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无风险实际利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并不能成为大规模增加公共债务的信号。从社会平均效用的角度出发，在低利率环境中，政府扩大财政赤字并将其债务化的行为不一定会增进福利；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做法反而会引起社会福利水平下降，以及由公共债务扩张引发的财政健康问题。（Brumm, J., X. Feng, L. Kotlikoff, and F. Kubler，2022. Are Deficits Fre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8.）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jpubeco.2022.104627
过去数十年间，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无风险实际利率均进入一个长期下行阶段。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引起的全球经济萧条更是加速了这一过程，使得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借贷利率明显低于其经济增长率。这种利率“倒挂”的现象意味着政府可以获得“免费的午餐”：新增加的公共债务不会带来任何财政负担，因为该笔债务占GDP的比重会随着GDP增速高于债务增速而最终趋近于零。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扩大债务规模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界共同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2022年4月，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的冯翔宇助理教授和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的Johannes Brumm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的Lawrence Kotlikoff教授、以及瑞士苏黎世大学的Felix Kubler教授于经济学顶级期刊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发表合作论文，“Are Deficits Free?”论文从社会平均效用的角度出发，利用理论模型研究了政府赤字的隐忧，发现看似免费的公共债务实际上可能代价沉重。
论文以一个简单的OLG模型为基础，通过四个模型变体提供了四个反例，分析公共债务的成本。在各个模型变体中，政府的无风险借贷利率均低于经济体的增长率（利率倒挂），而背后的原因各不相同，包括：第一、无法分摊的个体风险；第二、无法分摊的总体风险；第三、政府财政支出的不确定性；第四、金融摩擦。令人遗憾的是，增加公共债务规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任何一个问题。而能够分别解决上述四个问题的办法是：第一、累进税制；第二、双向代际风险分摊；第三、尽早提升政策确定性；第四、改善金融中介能力。在各个模型变体中，上述四个解决办法所带来的福利改善均优于扩大公共债务规模引起的福利水平变化。尤其当利率倒挂现象的主要成因是政府财政支出的不确定性时，盲目扩大公共债务规模引发的预防性储蓄效应会进一步压低政府的借债利率，诱使公共债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从而引起福利水平下降以及财政健康问题。因此，这四个反例点明了赤字的隐忧：看似免费的公共债务在许多情况下并非政策的最优解，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伴随着严重的经济成本。
论文利用高度抽象的经典模型推导出一般性结果，其结论具有普适性和稳健性。论文的研究成果为低利率环境下是否应该扩大公共债务规模的争议提供了新的理论贡献，并为当下的财政政策决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作者简介
冯翔宇
美国波士顿大学博士，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邹至庄经济研究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增长、公共财政、和计算经济学。目前有一篇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