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
【编者按：2019年5月17-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经济研究》编辑部承办的“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9”在北京举行。本文根据作者在5月17日下午“中国经济 知识体系 学科发展”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今天我主要想考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外经贸利益关系的三大变化，并由此引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以资本和技术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有效提升了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率，特别是使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得到了有效利用，从而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包括以G8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均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不言而喻，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非常快，不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西方国家的获益主要凭借资本和技术的垄断，而中国则凭借“人口红利”与经济规模。
通过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对世界经济版图的影响与日俱增。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以各国的GDP为权重，对各国的地理中心到地球地理中心的距离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出不同时期的世界经济引力中心，结果表明目前世界经济引力中心正移向以中国为主的亚太地区。公元1000年，世界经济引力中心位于亚欧大陆中部，之后一直向西移动，1950年到达大西洋，此后向东回迁，现位于西伯利亚（俄罗斯境内）。世界经济引力中心的东移由多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共同驱动，其中中国的影响举足轻重。
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和标志是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这也使世界各国不可避免地结成了产业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我们可以通过全球价值链跨境生产份额的演化历程，回顾一下中国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当中成为“世界工厂”。2000年的跨境生产网络中，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网络还处于分离状态，相互之间并没有联系。美国是亚太网络的核心，与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和澳大利亚联系紧密，并且通过韩国与日本相联，通过韩国和中国台北与中国大陆相联。加入WTO之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的跨境生产份额很小。2005年，亚太地区分化为两个网络，美国主要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保持联系，而中国已成为东亚和东南亚的核心，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紧密相联。至2011年，各国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增强，中国的份额超越美国，成为亚太地区的核心。但是，从2015年开始，随着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全球价值网络开始出现退行倾向，东亚-东盟和欧洲重新呈现分离态势，近年来的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
从全球价值网络的生产份额来看，中国已然成为一个“世界工厂”，但中国在全球价值网络中的地位却不占优势。例如，1995年到2009年期间，中国电机及光学设备出口总值增长了10倍，但在这15年间，中国在该产业国际生产链中的分工一直是组装，附加价值低，处于该产业“微笑曲线” 的底部。又如，在中国组装生产的苹果iPhone全球价值分布中，中国劳动力的投入仅获得相当于产品价值1.8%左右的报酬，而美国苹果公司的利润却高达58%以上，其市值于2018年8月2日史无前例地突破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十八分之一。
中国凭借大规模的劳动力投入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但细化到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层面，谁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呢？从中国国民收入分布可知，中国收入最高1%人口的平均收入和占GDP的比重一直在增加，而收入位于中位数以下的人口的平均收入虽然也有增长但增幅并不大，占GDP的比重也呈减少趋势。不但中国如此，美国也一样。换言之，劳动的供给者，无论是宏观层面的经济体还是微观层面的经济活动参与者，都一直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西方发达经济体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其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以及劳资对立的矛盾依然适用于解释上述经济现象。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下行徘徊，增长与分配、资本与劳动、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更加突出。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己成为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等技能产业和高技能创新产业的最大出口国，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经贸利益关系也出现了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分工使得各国劳动阶层在全球人力资源市场角逐工作机会，由此引发了中国的劳动者与其他国家的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例如，中国与美国劳动者之间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出现利益冲突。上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每年审议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反对最强烈的是劳联-产联（AFL-CIO）等代表美国产业工人阶级的组织，理由是中国商品大量出口到美国，势必影响美国相关行业的发展与工人就业。 长期以来，这些组织一直在指责中国对美享有大量贸易顺差，质疑中国是否为市场经济国家云云。第二个变化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例如，我国与印度、墨西哥、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存在竞争，这一竞争关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尤为显著。换言之，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来与中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但在争夺西方市场的过程中，与中国出现了利益分化甚至利益冲突。第三个变化是中国与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发达经济体之间开始出现竞争，具体表现为资本和技术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随着中国资本“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资本与西方资本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争夺资源，争夺市场，这也是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根本原因。中国企业到全世界各个角落进行投资、并购，不管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与西方资本尤其是跨国垄断资本开始短兵相接，不仅争夺投资机会，而且争夺市场空间。随着中国的高端技术进步和中国经济从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这种竞争趋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愈加激烈。
针对以上三个变化，我们非常有必要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历史变化规律，比较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的模式，从而构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升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理论国际话语权，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实践服务。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基于系统的、严谨的实证研究，用国际同行“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中国经济故事，用国际学界通行的研究范式与表述方式来推广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