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发现了信息时报在2013年12月2日出版的文章，题为《民国广州银钱业的那些风云人物》。“风云人物”的第一位是家父邹殿邦。文章称，“广东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邹殿邦(1895-1993)，广东香山人，20多岁成为百万富翁，长期担任广州银业公会主席、广州市总商会主席，参与过近代广州不少重大事件。”
看了我便阅读现存于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的父亲自传。自传记录了他在1914年至1940年的金融事业，可以用来探讨当时的财政金融制度与广东商政的关系。本文先把今天财政金融需要解决的问题说明，再根据父亲自传记录的当时对同样问题的处理方法来作比较。
今天政府的财政可分为两部分：收入与支出。收入主要靠税收与贷款。当收入不足需要贷款时政府可以发公债让民众或中央银行购买。今天的金融事业主要是由商业银行处理。商业银行是借贷资金的媒介，它从民众引进资金贷给企业，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也可由中央银行供应。
关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发展，早在1907年清朝大臣梁燕孙推动和协助一些企业家建立了私立的交通银行，该银行今天还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经营。但在民国初期，旧式金融系统的钱庄还很活跃，继续承担资金借贷的功能。钱庄与银行不同，它的资产可能是属于个人的，资金不但能用来借给居民和私营企业，还能用来借给政府。当时父亲开办了一所成功而庞大的钱庄，名为广信银号，一系列政府主办的重要项目需用的资金由父亲开办的钱庄供给，自传记录如下：
1.“承当局委托为供应广东造币厂之银料统一供应商。然当时军政费用，端赖税收，所需银料，须自行筹购供需，而后于税收陆续拨还。余长期因应。”这里说明政府在管理造币厂时向父亲长期借款。
2 .“军政费用时有孔亟之需，向余先行调借。……故举凡公用事业之兴办参与，如粤汉铁路，广州电力公司，广州市自来水公司，先后被选为董事。”
3.1921年，“革命军旅犹未建立……故一方面求政事之革新，兼作建立黄埔军校之筹备。……财厅乃以招商承投厘金之决策，以图固定预算上之收入……厅长廖公(仲恺)……属意余出而投承。”
另一有关的题目是在筹办重要项目时政府与社会知名人士的关系。当政府项目影响居民生计时，知名人士是否能代表居民向政府投诉。自传记录了以下三个例子：
1.“民国二十年，粤政为陈公伯南(济棠)主掌。(陈公锦涛)有一要事烦(余)条陈于当局者，……曰：‘……电灯自来水等公用事业，原为公私合营，(陈伯南政府)乃一纸令下，即将全部民股没收归公，丝毫不与补偿……’(后余与陈公伯南同宴)，以陈锦涛所言代达……伯南公……承认经办人员失当……卒令民股皆得合理之补偿，毫无损失。”
2 .“随后因在市之东郊辟筑机场，征用民有土地……李姓私地多顷，被征用而未于与给值，征用后之地税仍向原地主追缴……受宗族同乡之请托，向当局交涉，……余乃先访番禺县长陈伯任申述经过，请于补偿，并免徵地税，陈县长即席允准免缴赋税，但征用地价之给值，则先由原所有权人依法税契，据为定值补偿……”
3.“陈公伯南治粤期间……而后又因李公福林之族人某君被控私藏军械，被判终身监禁。李公查知事属枉屈，托余向陈公面诉，经陈公亲令法外施恩…由余具保释放。”
这三个例子说明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人事的关系可以影响政府的决定，包括滥用权力的决定。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从孔夫子的学说开始，法律已被示为不如道德与人事的重要。在民国时代，社会的知名人士，尤其是在金融界有资金并常帮助政府完成重要项目的知名人士，在必要时能影响政府官员的决定。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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